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今年5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第三期和《中共党史研究》第三期上刊登了胡绳同志的近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本报现摘要发表。原文分为六个部分，约19000字。这里，对有些部分的内容作一简要介绍，用括弧括起来。括弧外的是原文的摘录。

·编者·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一个方面的内容还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有再评价的必要。从毛泽东是不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这个国内外学者有争论的问题说起，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他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鲜明地、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一些讲话，表明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民粹主义，为什么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内反对民粹主义有很重要的意义。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指出民粹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在广大农村进行，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出身，党内容易产生实质上类似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倾向。

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中国革命就顺利；解决得不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青年曾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没落，中国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受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严重影响，先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革命带来惨痛的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既然中国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资产阶级，政权也主要由资产阶级执掌，走向与民粹主义相反的另一错误极端。“左”倾机会主义则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不只是要反帝反封建，还要一般地反资本主义，并不顾普遍存在着小农经济的落后状况，主张革命胜利后立即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去，其基本性质是类似于民粹主义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联系民粹主义，批评党内的消灭资本主义的急性病，就是从30年代遗留下来的。

进入抗日战争，实行国共合作，在共产党内普遍存在着种种疑问：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到底怎样，怎样实现我们的目标社会主义？一系列问题亟待作出回答。）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9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又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和解释新民主主义的这两篇论文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解决了前两个时期的经验说不清楚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不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里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包括抗日战争）中要争夺领导权，以至掌握领导权。这就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提出来，使人们的眼界豁然开朗。它为中国革命当前任务和它的前途作出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易于了解的论断。

1945年，毛泽东在写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时，把《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许多观点更进一步往前推进了。《论联合政府》里有一段很有名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后来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这里又加了一个短语，“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接着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特别申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来明确地认识这一点的。

毛泽东在解说七大的报告时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了，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里又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不承认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还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那就和民粹主义区别不开了。

那么，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这应该看它是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结论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我们党对中国国情有一个估计，具体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总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就是认为在抗日战争前夜（旧中国经济发展最高的时候），全国范围内现代性的工业大约只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左右，农业、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毛泽东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上述基本国情后说：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是从这种具体情况出发的。由此得出的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结论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毛泽东确实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可能到达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但并不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统治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正是在这点上，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波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

马克思主义对旧世界的批判和对旧世界崩溃以后的预见，都是科学的。但在19世纪40年代，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西欧资本主义陷于崩溃的形势。恩格斯晚年说：“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导致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所谓是否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要根据事实，根据客观的经济社会条件，而不能凭主观的愿望。历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是不是有力量夺取政权，这和就经济状况说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并不一定是到了铲除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夺得政权；当然也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时，铲除资本主义的条件就已经成熟。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取得胜利，掌握政权，与各种国内国际条件有关，只要形势有利，就应该紧紧抓住时机，毫不放松，夺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的伟大就在这里，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而且领导全党和全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大胆地跃进，取得了胜利。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革命的胜利可能要晚几十年。在胜利前，毛泽东又早已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将在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了种种设想，而对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还不具备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可能，怎么办呢？那就要经过迂回的道路。绝不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就等着而不去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抓住机遇夺取革命的胜利，然后再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补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道理。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在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据。

这究竟是否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呢？可以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一个原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以社会主义世界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就这意义，可以说这是“兴社灭资”论。但如果脱离上述的这个原理而只知“兴社灭资”，那就可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空想社会主义、冒险主义、民粹主义，或是别的什么。

（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考虑建国以后的一些问题。建国之初，我们党对何时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那时涉及这个问题的讲话，都是按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讲的，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但到了1953年，党的方针有了明显的改变，宣布全面发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步骤。这时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落后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可能还较少了一点。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趁早消灭资本主义，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

1953年党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相当长的时期，是指人民共和国最初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这以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共18年。按这些叙述，过渡时期的结束是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标志。但事实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出乎人意料。在1953年后三年，1956年已经“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可是因为起点很低，虽然速度快，但距离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还遥远得很。所以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当时人们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总路线的“主体”，而称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主体与两翼不像预计那样平行地发展，其原因是什么，后果会怎样，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力量人为地促成？这本来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当时的领导人并不明确地认为作为两翼的“三改”过于超前，但确认工业化落后，于是1958年搞“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工业化一下子搞上去，结果没有成功。同时，“两翼”似乎根本不考虑是否与“主体”相适应而仍继续猛进，最显著的是农业方面，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那时社会上有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的说法，虽然这是基层干部的一种创造，但这种认识和那时的领导思想不无关系。可以说，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的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党的领导，首先是毛泽东很快地发现这个问题，采取步骤纠正“共产风”，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有些方面作了些调整。但是始终没有充分的事实能够说明，人民公社制度是与中国农村实际相适应的，是有益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事实证明的恰好相反，但人民公社制度直到80年代初才终于被取消。

在人民公社存在的20多年间，与人民公社制度相联系的种种混乱思想，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一直扰乱人心，在实践中起坏作用。这里只说一下“穷过渡”，那时人们所说的过渡有种种层次：或过渡到大队所有制，或过渡到社有制，或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或过渡到共产主义，总之，是过渡到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更高一级的台阶上。其所以能过渡，不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不是因为富，而是因为穷，是“趁穷过渡”。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后，“一穷二白”就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间，我们走过曲折的道路，有成就，有错误，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许多过去没有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样做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要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开放政策时，党的文件中往往特别标明，开放的对象包括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党在收回香港、澳门的政策和准备施行于台湾的和平统一政策中，都明确宣布要按“一国两制”的原则办事，即在这几个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以宪法肯定我国今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也就要长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过去是作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尾巴而被排斥的。私营经济中的大部分（也许有些是例外），在性质上同旧社会中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相同，但并不完全相同而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的，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到国家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这部分私营经济，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一样，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国家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是积极地利用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政策。如果按民粹主义的思路，这些政策是不可设想的。民粹主义思路名为憎恶和厌弃资本主义，实为害怕资本主义，躲避资本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经济制度中为主体，以保证不致走向与民粹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即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有必要注意防止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偏向，即防止以为好像不需要再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以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比较高级的阶段的倾向；防止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不知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倾向。

那么，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利用资本主义，会不会遇到什么风险呢？应该说，不能绝对排除各种大的小的风险。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的现实，按照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新的路子，防止和克服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